爱情保卫战男朋友太色,在自己老婆面前不承认自己出轨
爱情保卫战男朋友太色,在自己老婆面前不承认自己出轨?
爱不爱不敢说,最起码还是在乎她,在乎她的感受,在乎这个家的吧。
经常有人咨询感情问题,我也劝慰其“退而求其次”地改变心态去考虑——

很多双方都没出轨的婚姻又是什么状态呢?没有喝大酒的么?没有参与赌博夜不归宿的么?没有耍酒疯呵斥孩子打老婆的么?
甚至,我还知道有的人不喝酒时是乖猫儿,喝完酒宣泄起来像要吃人的狮子……
那么,这种男人对家庭的杀伤力,就次于那种即便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出轨,之后又忐忑不安撒谎、圆谎,疲于应付心累到要死,也不愿伤了老婆心的男人么?
或许他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,让欲望战胜了理智,但是他不想失去稳定的婚姻,伤害妻儿。
他以为天衣无缝纸能包住火,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缺爹少妈差一样的孩子……
是这个自由泛滥的时代,不一定是某个人的罪不可恕。
当然谁都知道一夫一妻制下的国情里,尤其妇女顶起的,都不仅仅是半边天的情况下,男人沾腥的成本很高,可是猫儿吃鱼也是天性。
本着“作风问题”不等于“人品不好”,这个理念,是否可以说——如果出轨这个男人是极品孝子,对老对小对妻子都令人无话可说,那么“渣男”这样的帽子让其戴,貌似也不太合适呢?
或许他善待了每个人,包括对待婚外那个也是出于有缘相遇、冲动使然,而非玩弄——毕竟“情关难过”。
可是,却被人鄙夷到不如不出轨,却打爹骂娘、孩子老婆看见他都哆嗦那类男人……
怎么说?谁是渣男?“渣男”、“渣女”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定义的?谁定义的,具体范围是什么?不过说多了,一种约定俗成。
所以针对这个提问,我的回答才是开头那样:至少他的谎言都是善意的。
想怼的友友,我声明一下本人女,亦非新新人类和潮人。只是“善解人意”地就此议论一番而已……
日子慢慢过,小家庭的稳定,同时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谐,愿每个人享受阳光下的爱情,牢固地维系好各自婚姻。
河边走走,切勿湿了鞋!毕竟,不可预料的后果大多超出想象,很严重,或许是你所承担不起的呢。
已经湿了身的,快点——回头是岸……嘿!
读者区有人补充,甚为感动,添加进本贴:“如果是已经结婚了,这个问题就不要纠结,连想都不要想了。但如果是婚前出轨,就果断别要了。”
感谢阅览和点赞,欢迎关注。
性本恶吗?
荀子论述“人性本恶”,相对孟子的“人性本善”,是一个进步。既有逻辑,不像孟子信口雌黄;又有论证,不像孟子胡搅蛮缠。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,他对人性下了定义: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”就是说:性,是天赋的、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,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。与“性”相对的是“伪”。“伪”是人为、后天加工的意思。比如,仁义礼智信就是“伪”,是人为教化的结果。他认为: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;伪者,文理隆盛也.无性则伪之无所加,无伪则性不能自美。性伪合,然后成圣人之名,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。”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:“饥而欲食,寒而欲暖,劳而欲息,好利而恶害,是人之所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也,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”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“伪”,是人的社会属性。
他认为:性是恶的,伪是善的。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?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“化性起伪”:“人之性恶,其性者伪也。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;生而有疾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然则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。故必将有师化之化,礼仪之道,然后出于辞让,合于文理,而归于治。由此观之,然则人之性恶明矣,其善者伪也。”他认为:凡人都是好色好利、憎丑恨恶的,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,如顺其自然发展,社会就会充满争夺、残暴、淫乱。因此,必须用师法教化、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,但善不是“性”,而是“伪”。
荀子对孟子的“性善论”给予了批判:“孟子曰:‘人之学者,其性善。’曰:是不然!是不及知人之性,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。凡性者,天之就也,不可学,不可事。礼义者,圣人之所生也,人之所学而能,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,不可事,而在人者,谓之性;可学而能,可事而成之在人者,谓之伪;是性伪之分也。”在荀子看来,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、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,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。
在人性问题上,孟子主张本善,荀子主张本恶。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,孟子主张通过教化,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,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;荀子主张通过教化,限制恶的趋势,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。
赵云为什么不接受赵范的嫂子?
因为赵云聪明,有政治头脑,有自知之明。他清楚自己够不上层次。这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后,赵云攻取桂阳城之时。
桂阳太守赵范得知赵云来攻,派上出身猎户的“巡海夜叉”陈应和“打虎将”鲍隆去迎战赵云,但很不理想,这两位猎户打野猪可以,打赵云完全不是对手。两军对圆,赵云“挺枪骤马,直取陈应”。陈举叉来战,两将交锋,“战到四五合”,陈应抵挡不住了,拨马败下阵去,赵云紧追不舍。陈应放大招,扔出了飞叉,向赵云掷去。赵云防暗器功夫一流,一只手接住了飞叉,回射陈应。陈应慌忙躲闪,被赵云追上,只手生擒。赵范一看,完全打不过,只好率众投降,请赵云入城,大排筳宴。因姓氏相同,家乡还都是真定,赵范就在席间与赵云结为兄弟。
赵范他哥死得早,留下个寡嫂樊氏,赵范就想把嫂子介绍给赵云当老婆,这个樊氏“身穿缟素,有倾国倾城之色”。赵云却坚拒不受,两人发生了冲突,赵云擒住赵范,取下桂阳。刘备和诸葛亮率主力到达,刘备想让赵云娶了樊熟女,但赵云却说:
“天下女子不少,但恐名誉不立,何患无妻子乎?”赵云这表达了两个意思:
1.天下女子不少
这意思是说,女人挺多的,樊熟女这样的,我看不上眼。
2.但恐名誉不立
该发奖金你就发奖金,该升职就升职,甭给我来这套。赵云是个明白人,有钱有权才有一切,高官富户谁还缺个女人,拿个熟女来糊弄谁呀?
当时在刘备集团中,刘备在徐州找了糜夫人,属于政治婚姻,后来刘备攻取益州后,又娶了吴懿的妹子,也是个寡妇,也属于政治联姻。
关羽喜欢找别人的老婆,想抢,但曹操不许。
张飞的老婆是抢来的。
诸葛亮不敢胡来,黄氏很厉害,诸葛亮怕引起家暴,他那两下子,完全不是黄阿丑的对手,每天脸上带着血痕去上班,影响工作。赵云如果娶了樊氏,也属于政治联姻,但要注意,人家曹操抢寡妇,也允许儿子曹丕去抢寡妇,那是为什么?
找别人老婆的,找寡妇的,那都属于决策层。大家该明白了,为啥曹操不许关羽抢别人老婆呢?想进入决策层,那可不行。
隔壁老王是那么好当的?找别人老婆的那都是决策层,是领导!你也想找,你那是找死!张飞就很聪明,抢黄花小闺女,这可以。赵云也明白这个道理,找小姑娘可以,想找寡妇,还差着层次呢,那都是领导们干的事。
小叔今年六十五岁?
小叔六十五岁,三套房,存款三千万以上,找了个三十岁的离婚女人,准备结婚。全家没有一个人支持,这是常情。因为年龄差异,因为利益纠葛。咋办?
这要看小叔的意见,感情的事,清官难断。如果他一定要娶她,家族反对,没用。因为他有自主的婚姻权,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力。爱,是超越年龄的,喜欢,是一种缘。缘分的事,斩不断,理还乱,只能顺其自然。随缘。他经济独立,子女是无权干涉的。财产纠葛,法律上有规定,如何分配,也由小叔自己定。
人老了,子女当尽一份孝心,顺者为孝,而不是仅仅考虑自身利益,不顾老人幸福。人,都有老的时候,几度夕阳红。有些梦,有些心头的美好,寄托,就让他圆了吧。作为他本人,可以和亲人商谈,毕竟血脉在那里,可以将利益界定,尽量把事情圆满,家和万事兴,矛盾,亲人之间,最好是化解,而不是冲突,争权夺利,决战玄武门的故事,是历史的悲剧,我们,都不希望,再一次上演。
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双面间谍?
大家好,我是微知,我来答一下。
历史上著名的双面间谍很多,有的是被迫,有的是被收买,有的则是为了信仰。例如,二战时期,英国军情五局组织了一个“双十委员会”,把被英国俘获的德国间谍培养成双面间谍,进行“逆用”,其中一位代号“塔特”,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72年,曾参与这项工作的英国情报官员马斯特曼爵士写了一本《两面间谍》,来记录英国情报机构的这一杰作。
马斯特曼爵著《两面间谍》封面
我在这里只介绍两位——日本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,他们的情报工作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。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指出:“他们是日本驻华情报机构的高级特务,同时也是中共早年培养的双面间谍。”1938年至1942年,以他们为核心的情报网,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,其中一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二战期间最有战略价值的情报。
(一)信仰: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“后备间谍”中西功(1910-1973),日本三重县人;西里龙夫(1907-1987),日本熊本县人。他们青年时期都就读于日本设在中国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,西里龙夫是1926级的,中西功是1929级的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隶属于日本外务省,成立于1900年,以培养“中国通”为目标,其实是为日本侵华培养职业间谍,有日本的“国策学校”之称。
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校舍。
在这样一所学校里,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。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两个人对他们影响最大。
第一位是他们的老师王学文。王学文(1895-1985)是江苏徐州人,1910年到日本留学,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,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。在日本人眼中,这位在日本学习、生活了17年的中国人,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,所以他能到东亚同文书院教书。实际上,王学文1927年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青团,同年6月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到1937年,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著名学者、大学教授,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。在东亚同文书院,他影响了中西功、西里龙夫等一批大在书院读书的日本进步青年。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老师王学文
第二位是日本人尾崎秀实。尾崎秀实(1901-1944),日本著名记者,二战期间公开身份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,实际上却是左尔格情报组的主要成员。1928年到1932年,尾崎秀实在上海工作,是日本共产党在上海的核心人物。1930年,西里龙夫毕业后在上海当记者,结识了尾崎秀实,并通过尾崎介绍认识了中国夏衍、胡也频等中国共产党人。1932年,中西功在回日本的船上认识了尾崎秀实,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中西功还曾代尾崎秀实写论文。抗战期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向党组织提供的日本高层情报,有些就来自尾崎秀实的情报组。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共同好友尾崎秀实
西里龙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较早。1930年3月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左联”举行成立大会时,是西里龙夫给提供的秘密会场。1934年,西里龙夫由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6年开始在中共特科做情报工作。当时,他主要在南京活动,以日本记者的身份,搞到不少国民党和日本的情报。
1931年,中西功在加入中国共青团,担任书院地下团支部组织委员。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,他因为反对日本发动战争被迫回国。1934年,中西功再到中国,经尾崎秀实介绍,到“满铁”工作。他联络了一些在中国的同学,决定参加中共领导的反战斗争,由他负责寻找中共的关系。1936年,中西功专程前往上海,通过西里龙夫找到王学文,王学文把他介绍给中共上海特科。1938年5月,中西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三位日籍中共党员合影,左起:尾崎庄太郎、西里龙夫、中西功
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?他们是日本的“叛国者”吗?在东京审判庭上的陈述中,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理念,对此做出了回答:
“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、平等和幸福。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,促使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,保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,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。”“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,是因为现代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,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。在这种情形下,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,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 ——引自方知达《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》,原载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》一书(二)功勋:二战中最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工作1938年5月,中西功调任上海。不久,西里龙夫去南京工作。党组织决定,先巩固上海、南京两处阵地,以后再向华北发展。这样,以中西功为首的上海情报组基本形成。西里龙夫一两个月回上海一次,汇报在南京得到的情报,很不及时,党组织又派方知达担任南京、上海之间的交通,负责把西里龙夫的情报送到上海。1939年底,南京情报组成立,西里龙夫等人的情报就不必再由上海方面转了。
为了配合两位日籍同志的工作,党组织派了十多位中国同志协助他们。比如,由中西功直接联系郑文道,郑文道联系钱明,钱明再把他们的情报传递出去。在这个组织里,日本同志之间是有横向联系的,比如中西功可以直接和西里龙夫联系;但中国同志之间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,相互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。
中西功的直接联系人郑文道,为掩护中西功跳楼自杀。民政部2014年公布的300名抗战英烈之一。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搜集的主要是战略情报,这得益于他们的合法身份。中西功调到上海后,担任上海“满铁”事务所调查室负责人,这是“满铁”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,直接向“满铁”总裁汇报。不久,他还被日本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”的借调到特务部,这是日本占领军最重要的特务机构。
在日军内部,中西功以“中国问题专家”的身份深受器重,他曾应日本陆军的要求,组织调查编写过一套10分册的《中国抗战力调查》。这套资料让他成为日军中红极一时的“理论家”,常被日本军政高层请去做关于中国抗战力量的报告。汪精卫投敌后,他又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,写过一本《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》,作为日本提交汪伪汉奸重建伪“国民党”的指导方针。这些身份,让他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中枢部门,可以到“满铁”绝密资料室查阅情报。
1940年4月,中西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,在上海“满铁”成立了“时事研究室”和“特别调查班”两个附属机构,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开展情报工作的掩护机构。他安排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进去工作,郑文道还担任了“特别调查班”的负责人。
中西功供职的“满铁”总部。
西里龙夫到南京后,担任了日本“同盟社”南京分社首席记者、日本“华中派遣军”司令部奏任级嘱托(高级顾问)和伪“中华联合通讯社”指导官。他凭借这些身份,搜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政治、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。
那么,他们搜集了哪些情报呢?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,现在我们还无法确知他们全部情报内容的详情。据当时为中西功做交通工作的钱明回忆,在四年多的时间里,中西功搜集到战略情报有300多件,其中主要有:日本政府对汪伪和“兴亚院”的指示;“满铁”公司毎月的月报;日军对我八路军、新四军每次举行“大扫荡”的重要军事行动,都能在一个月之前获悉,而且非常具体,如师团番号、兵员数量、从何处调来、部队长姓名、作战计划、扫荡路线,坦克、大炮、卡车有多少等;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(这部分情报主要来自尾崎秀实),等等。
中西功
此外,中西功还顺手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工作。钱明回忆说,有一次,我党一位 同志被“76号”特务机关抓了,组织上让郑文道找中西功设法营救。中西功想了一下,给“76号”写了一封信,说被捕同志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,并派人直接去领。他派的人到那里就把人领回来了。还有一次,中西功从日本华北特务机关获悉,日军得到有八路军重要干部将从山西到河北去,日军准备中途设伏袭击。中西功连夜找到郑文道,让他火速电告延安,制止了日军的阴谋。
西里龙夫在七七事变前就开始为我党搜集情报。中西功到上海后,两人密切配合,在中国同志的配合下,提供了许多关于日本的战略情报。据方知达回忆,这些情报主要有:武汉沦陷后,日军前方将领和统帅部之间关于是否继续进兵的争执;日本统治集团内部“稳健派”和“激进派”在对华政策上的争执;“激进派”得手后,拉拢汪精卫集团,扶植伪政权,以及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情况,等等。此外,还有华中日军的分布、华北日军的改编情况、“满洲”关东军的兵力情况、日汪密谈的情况及进展、各路汉奸的内讧,等等。
西里龙夫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最有价值的战略情报,是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。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说起。
1941年6月22日,苏德战争爆发。7月,日军统帅部制定“关东军特别演习”计划,从本土调动军队到中国中国东北。此时,日本是南下攻击英美,还是北上攻击苏联,引起苏联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、美国等多方的关注。毛泽东提出,如果日本进攻苏联,蒋介石将压迫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,要求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。同时,斯大林也来电,希望中共能抽调部分八路军北上,牵制在东北地区的日军。因此,搞清日本的进军方向,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当务之急。毛泽东不断向中央情报部催要日本动向、部署和时间的情报。中央情报部发给各地情报部门的电报,都在台头上写着“万万火急”。
上海党组织把这个重任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。但是,这样重大的战略动向,岂是依据一两份情报就可以分析出来的?中西、西里两人围绕这个任务,紧急行动起来。8月,中西功借口去“满洲”出差,亲自观察了日军关东军特别演习的情况,搜集到日军准备南下的军队编制表。10月下旬,他又回了一趟日本,以拜访朋友为名,到日本陆军部进行侦查,了解到日本“南攻北防”国策的执行情况和部署。11月中下旬,他又从“满铁”绝密通报上看到日军南进部队的编制和各路将领的名单,得到南京日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。同时,西里龙夫给他发来密信,信中说日本关东军除留下20万防范苏联外,其余全部南调;日本海军集结的择捉岛南冠湾海域;11月下旬海军启动,航向东南。
1941年12月7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。事前,中共曾把这一情报通报给美国,但未引起重视。
11月底,中西功根据大量情报做出分析:1941年12月,日军将对太平洋多处发动袭击,最有可能的时间是12月的1日、7日和14日,其中12月7日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占90%以上。当这个情报送到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潘汉年手中的时候,潘汉年沉思良久,说:“如果事态发展证实这个情报,它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”
12月7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,证实了这个情报分析的准确性。日本投降后,美军接管了东京警视厅档案,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档案编了一本《二战中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》。其中一件是“左尔格-尾崎秀实”做出的,另一件就是“中西功-西里龙夫”做出的。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在已经有危险的情况完成的这项任务。1941年10月,东京的左尔格和尾崎秀实暴露被捕,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处境危险。11月间,左尔格小组的一位成员发给中西功一封密电,电文只有三个字“向西去”,署名是尾崎秀实的笔名“白川次郎”,告诉他们赶紧撤往抗日根据地。但他认为他要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,迟迟下不了决心。5月间,他取得一个“随军调查员”的资格,准备随日军一起行动,相机撤走,这样可以为他将来再回上海埋下一个伏笔。然而,他刚到杭州,就在6月16日这天被东京警视厅的特务诱捕。同一天,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。
(三)尾声:为中日和平友好继续奋斗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押回东京受审。在审讯中,他们坦然承认向中共提供过情报,并表明这是出于信仰,但他们始终不肯说出联络人是谁。他们两人都有雄辩的口才,掌握大量的资料。中西功在法庭上列举了大量日本国内数据,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,必然是导致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。西里龙夫更是把审讯室当成讲堂,把法官和法警们当成学生,滔滔不绝地宣讲。主审法官经常被迫打断他讲话,说:“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,今天闭庭。”
中西功在狱中撰写的《中国共产党史》
1944年11月,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。宣判书称:“彼等不怕牺牲,积极努力,用巧妙之手段,长期进行侦察活动,其于帝国圣业、国家安全、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,危害之大,令人战栗。”在狱中,中西功凭记忆写了一本《中国共产党史》。可能是日本当局想从这本书里得到点什么,所以没急着执行死刑。1945年8月,正当日本当局要处死他们的时候,日本战败投降了。两个月后,他们根据美国占领当局“释放政治犯”的命令,被释放出狱。
1946年,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加入日本共产党。中西功后来一面参加日共活动,一面从事中国问题研究,著有《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》、《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》等,1973年因胃癌去世。自从被逮捕后,他再也没来过中国。据他的夫人回忆,他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真想去看看!……看看那些街道,那些胜利的人们。……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……”1984年,中西功的弟弟中西笃夫妇实现了兄长的遗愿,来到了中国。在上海,他们见到了中西功当年的战友钱明等人。
中西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
西里龙夫后来回到老家熊本县,担任过农民联盟书记长、日共熊本县委员长等职,著有《在革命的上海》等著作。1982年,他应中联部的邀请访华,看望了老师王学文,以及当年一起在上海、南京工作的同志汪锦元、钱明、方知达等人,凭吊了当年为保护中西功而跳楼自杀的郑文道烈士。
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史上非常成功的“双面间谍”。他们这样做,和大部分“双面间谍”不同。他们不是为了报酬或其他利益,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中日和平友好的理念。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和中国同志经济上比较困难,中西功还市场拿出个人的钱来交给党组织,或直接资助中国同志。
参考资料:
苏智良编:《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》
方知达等著: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: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》
许德良:《回忆日本友人西里龙夫》
肖心正口述、陈正卿采访整理:《刀光剑影中的上海情报生涯十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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