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天和世民聊天,唐太宗为何亲自砸掉魏征墓碑
胜天和世民聊天，唐太宗为何亲自砸掉魏征墓碑？
唐太宗李世民曾有句流传千古的名言，叫“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”。其意为，从别人的劝谏中，一个人可以了解到自己哪些事做的对，哪些做的不对。此话是在大臣魏征去世后不久说的，语中“人鉴”指的正是魏征。
魏征在李世民一朝担任的最高官职为侍中，属宰相之职。侍中这个官职一度也称为纳言，顾名思义，其职位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出主意、提意见，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总参谋。因此，劝谏并不仅仅是魏征的兴趣，也是他必须要履行的职责。
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魏征究竟啥风格。
有一次，李世民决定征兵。按当时规定，兵源只能从十八岁以上成年男子中选拔。但朝廷之前也发现，民间存在为逃避兵役而故意改低年龄的现象。因此，李世民同意了一位大臣的建议，在征兵时，若发现有人看上去已成年，即使其所报年龄不足，也仍可整招入伍。
当皇帝诏书已由中书省拟就，由魏征履行审核程序时，后者压着就是不批。李世民闻言大为震怒，召魏征前来责问。魏征说道，新令的执行存在随意性，在不遗漏一个壮丁的同时，也可能会将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错召入伍，造成失信于民的后果。谈到这里，魏征又重点补充道，李世民虽然登基并没多久，但已经制造了多起失信的事件。
这话把李世民吓了一大跳，惊问道，我怎么又失信了？
魏征答道，陛下刚继位时，曾下诏说民间所有对官府的欠债，一律免除，但秦王府对民间的债务却照收不误。而陛下又是自秦王升为天子，秦王府难道不是官府？……
在魏征发表完一连串的观点之后，李世民不得不收回已经拟就的诏书，并认为确实如魏征所言，如果朝廷没有信用，将无以治天下。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魏征当场指出李世民失信，可谓毫不留情面。将皇帝已经发出的诏书驳回，更是一记响亮的打脸。这便是魏征在贞观初年典型的行事风格。
还有一次，魏征甚至评价李世民是“论事不过中主，听言远逾先贤”。意思是，李世民自己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中等水平，但是听取别人意见的能力却非常高。先不说“听言远逾先贤”的褒奖，单论前半句“论事不过中主”就很过分了。一个臣子敢如此评价功盖天下的李世民，用吃了一打豹子胆都不足以形容。
遇到这种下属，相信很多领导面子上都会挂不住。李世民也是人，情绪自然也会有起伏。有一次，李世民退朝后回到寝宫，当着长孙皇后的面愤怒的说道，魏征这个乡巴佬，经常在朝堂之上羞辱我，我恨不能杀了他。吓得长孙皇后慌忙打圆场，说魏征之所以能够“有一说一”，正是因为皇帝英明。如果他遇到一位昏君，早不知掉几次脑袋了。
从上述的劝谏案例以及李世民一度的剧烈反应看，魏征确实不善于照顾到对方情绪，给人一种忠心耿耿但略有些固执的印象。例如有一次，当李世民接受完魏征的意见后，还曾直言，我一直以为你很固执，没想到你这次还真的切中了时弊。
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，李世民为什么要用一个他自认为“固执”的人？
第一个原因是魏征的特殊身份。魏征原本是中原霸主李密的谋士，后来又到皇太子李建成手下帮忙。当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射杀李建成登上皇位后，首要工作就是稳定大局。这个时候，启用魏征的主要作用在于安抚李建成余党，以展示新皇帝对过去敌对阵营的既往不咎。
但所谓“师父带进门，修行靠个人”。特殊的身份只是魏征能够被李世民所用的原因，却不是被重用的原因。在贞观一朝，魏征能够最终达到宰相的高度，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许多观点都精确拨中了李世民的心弦。
比如，魏征不仅有针对诸如征兵之类的具体建议，更有许多高屋建瓴的战略洞见。一次，李世民曾让魏征与另一位宰相辩论大唐能否对臣民推行教化，培养淳朴的民风。反方观点是教化不可能。因为现在的人不比古代，越来越狡猾，根本不会相信你讲的大道理。而魏征的观点则是，大唐是在隋末战乱后建立的新帝国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苦难的生活。而越是经历过苦难的人越容易被教化，这跟肚子饿的人不挑食是一个道理。大唐推行教化最终成功的结果也证明，魏征的判断是对的。
又比如，李世民曾问魏征，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，魏征的回答则备显功力：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此言已千古流传，并被后世作为衡量帝王是否贤明的标尺。
概括而言，魏征为贞观之治所做出的贡献，要远远大于其对皇帝颜面的伤害。这是他能够得到重用的原因。毕竟李世民关注的焦点还是如何把国家治理好。
此外，魏征在与李世民的长期磨合下，其说话技巧也逐步得到提升，后期的劝谏渐渐不像前期那样打脸。
比如李世民喜欢观看两部歌舞表演：一部是颂扬战功的《七德舞》，一部是颂扬文治的《九功舞》。而魏征为了阐述自己重文息武的观点，每到表演《七徳舞》时就低头不看，每到表演《九功舞》时就抬头看的异常认真。这种无声的规谏既保全了李世民的脸面，又达到了吸引后者注意力的效果。
又比如，贞观六年，天下太平，四海宾服，群臣都请命李世民能够像秦皇汉武那样封禅泰山，名垂青史。李世民推辞不过，正准备答应时，唯有魏征以为不可。
李世民就问，你认为不能封禅，是我的功劳不够高吗？魏征道，够高！
问，德不够厚吗？答，够厚。
问，天下没有安定吗？答，安定了。
问，四海没有臣服吗？答，臣服了。
问，年谷没有丰收吗？答，丰收了。
问，吉祥的瑞兆没有出现吗？答，出现了。
魏征一系列的答话可谓给足了李世民面子。接下来，他才正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天下虽然已经太平，但国家经历战乱太久，老百姓仍不富裕，民间人口也少，泰山封禅劳民伤财，只有虚名，并无实利。李世民本是个务实之人，听魏征讲的有理，也就随之打消了封禅念头。
更有意思，魏征不光劝谏的技巧提升了，还懂的更进一步打预防针。
比如有一次，他向李世民说，希望自己成为良臣而不是忠臣。李世民很奇怪，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魏征道，在明君下面，大臣既能够发挥优势，又能够保全性命，这就是良臣。在昏君下面，大臣往往因为触犯龙颜而不得善终，这就是忠臣。
此言与其说是魏征对自己的期望，倒不如说是对李世民提出的要求。
所以说，像魏征这样性格比较鲜明的大臣能够在贞观一朝担任宰相，并得以善终，除了与李世民是一代明君，能够包容大臣的劝谏之外，还与魏征自身的不断进化有关。
贞观十七年，魏征病重，李世民带着皇太子与准备下嫁给魏征儿子的衡山公主亲临其府探望。当李世民对着病榻中的魏征说，你可以看看你儿媳妇时，魏征已无法动弹。是夜，李世民梦到魏征突然身体康复，如往常一样出现在眼前。次日早晨，便传来噩耗。
多年搭档去世后，李世民不仅亲自到灵堂吊唁，还宣布废朝五日，并亲自为其墓碑刻上碑文。
但没过多久，唐太宗就命人放倒了魏征的墓碑（不是摧毁墓碑，而是放倒），同时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事。此举也让一种观点浮出水面：魏征一向不给李世民面子，后者忍前者已经很久了。魏征去世时，李世民虽然立了墓碑，但事后越想越气，终于又找个理由把碑给放倒了。
但事实上，如果李世民真对魏征满肚子气，就根本没必要亲自去刻碑文，随便找其他人刻一个不就得了。如果李世民自己刻碑文是出于展示自己宽厚形象的表演需要，那他就更没必要在不久后又去放倒墓碑，这岂非自打耳光？岂非更加凸显自己气量狭小？
那么，李世民放倒魏征墓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主要同贞观一朝最大的惊天大案——太子谋反有关。
当时，皇太子李承乾因逐渐失宠，担心继承人地位不保，所以联合了叔叔——汉王李元昌，开国功臣侯君集阴谋发动叛乱。事泄之后，除了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幸免一死外，其余涉案人物，诸如李元昌、侯君集等权贵皆被处死。当时，李世民姐姐的儿子也牵连其中。为了救儿子性命，他姐姐以跪地叩头的方式请李世民放一马。而李世民也流泪拜倒在地，说国家有法律，不能答应姐姐。
可以看出，此案性质非常严重，李世民处理起来也难徇私情。
那么，已经去世的魏征又是如何被牵连其中的呢？首先，魏征曾经向李世民举荐过此次谋反的核心人物侯君集有宰相之才，建议其出任相当于副总理的仆射一职。由于李世民与侯君集极熟，知道后者有几斤几两，所以没有听从。在谋反案的追查中，又发现太子曾经命侯君集送金带给一位叫杜正伦的大臣。而魏征同样举荐过杜正伦有宰相之才。一系列的事件串在一起，李世民不能不怀疑魏征与太子、侯君集、杜正伦等人有结党的行为。这是李世民放倒魏征墓碑的主要原因，象征追加处罚。
此外，还有人说，魏征每次向皇帝劝谏之后，都把劝谏内容提供给负责修史的褚遂良，以便让自己形象在历史中得以凸显。此事也让李世民颇为不快，对放倒墓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李世民对魏征的处罚仅仅是推倒墓碑与停止儿女婚事，并不涉及一些诸如修改谥号、取消官爵、削减食邑等其他常见的追加处罚。比如之前一位宰相封德彝在去世多年后被发现生前曾玩两面派，所以他不仅被取消了追赠的官职，削除了所封食邑，其谥号也由之前的“明”改为“缪”。比较封德彝一例，李世民对魏征的处罚已算相对冷静与克制。
仅仅两年后，也就是贞观十九年，当李世民结束高丽战争，自辽东撤军时，由于没能达到战略目标，所以唐太宗也在反思这场战争到底是对是错。越这么想，就越会问出征之前为什么没人反对。最终，李世民感叹道，如果魏征还在，战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。
这就是魏征在李世民心中无可替代的价值！
此时，李世民还在辽东一带。他没有等自己车驾回到首都，而是立即派快骑飞驰回京，重新竖立起已被放倒两年的魏征墓碑。
从李世民一开始不是摧毁墓碑，而是将墓碑放倒看，或许他早就留了这条后路。
